何清涟:《人民的名义》是展示中国政治生态-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19:24

  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要害不在于反腐,因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将2012年以来的中国反腐成果如实再现于银幕,比如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家那16亿钞票与传说中的巨大翡翠墙;不管如何编写台词,编剧都不可能去追问腐败的根源源自制度与中华文化。那么这部电视剧抓住观众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有上千种答案,就我而言,这部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政治资源”与“政治平衡”两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关键词,展示了中国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

  政治资源的前世:靠山与政治保护关系

  电视剧里反复提到“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剧中最先用这概念的人是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评判别人在官场是否硬气时,喜欢用“他有政治资源”一词。他的老师、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一语点破:“你说的政治资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么?”

  这部戏通过高育良与祁同伟两个人展示了“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与代际传递关系。

  高育良本是个汉大政法系的大学教授,他的从政有两大机缘,一是赶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干部讲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时,这是学者教授从政最佳的“天时”。江泽民、胡锦涛及两届中央及省领导就是这样进入政坛的;二是遇上了“贵人”——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将他引入政坛,这是“人和”。梁退休后,高育良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为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批了月亮湖美食城与湖岸花园的项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资源为赵公子挖掘“第一桶金”开了路,纳了投名状,让自己的政治资源得以长续,从此在赵立春的荫蔽下步步高升,进入了省常委领导班子,担任了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高育良与其首席大弟子祁同伟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两条潜规则:一是资源的代际传递,二是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关系 。

  高育良与祁同伟有两道羁绊:一是师生关系,二是高育良想报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亲口对祁同伟说,出于对梁书记的报恩,他在祁同伟升迁的每个节点上,都适时让祁得到提拔,最后做了至关重要的省公安厅长。在高育良看来,祁同伟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关键是靠得住,能为已所用。

  祁同伟是农家子弟,在大学时期也曾经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纯向上的阳光青年,更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尖子,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但残酷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强加给他的政治婚姻。

  这类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细节不同。剧中所述梁璐父亲梁群峰为了女儿婚事将男方逼到山穷水尽这份上,我还没听说过。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为了谋求政治资源而娶,当女方的政治资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时,婚姻的存续也确实困难。这种通过婚姻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多了之后,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细小分支,即研究资源的世代转移。资源世代转移的大意是:资源的代际传承关系可以通过父母与子女、还可以通过岳婿关系。祁同伟通过与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与高育良的师生关系(包括高对其岳父的报恩心理),为身为农家子弟的自己经营了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源”。

  被用来做为官场失败者的易学习,老实肯干能干、廉政爱民、顾全大局,就是因为没有政治资源,也不跑不送不善于从无到有地经营政治资源,结果成了一位在区县级位置上苦干辗转28年而不得升迁的人。 当然,好比“王子与公主”类型的童话一样,本着“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圣训,《人民的名义》给了易学习一个光明的结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终于在亲自考察易学习的能力、人品之后,决定将其列为表彰的区县干部第一名,并破格提拔易学习为吕州市委常委兼代市长。

  关于政治资源,我还得再补上几句:如今中国官场中这“政治资源”,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找靠山”、文革时期的“拉关系”(前苏联的“关系学”)、上世纪90年代一度引进的“政治保护关系”,说的其实是同一现象,只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源概念之后,觉得用“靠山”、“关系”等词土得掉渣、用“政治保护关系”则太负面,于是与时俱进,改用比较中性、听起来也还文雅的“政治资源”。

  政治平衡:容忍腐败与互相包容

  20集以后,剧情进入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前妻欧阳菁被捕,“打破政治平衡”与“破坏改革的大好形势”这两个用语也随之出现了。最先说出这话的剧中人物还是祁同伟,但却是“汉大帮”高育良、赵瑞龙等人的共识:被视为汉大帮成员、从北京下放的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候亮平抓了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就打破了汉东省原有的政治平衡,此举必会引起李达康的报复,破坏了汉东省改革的大好形势。

  这听起来非常光鲜的话含有两重意思:

  “政治平衡”在此处的真实含义是:各种“政治资源”垄断的权力类别不同,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权力领域,各方守着自己的地盘,不捞过界,心照不宣地利用权力享用公共财,即共同“闷声发大财”。

  “改革的大好形势”,在官员的行话里,并非与官媒宣传用语同义,特指一些权贵及其利益集团将利用“改革”达成的财富占有格局称之为“改革的大好形势”。

  正如我20多年以来一直提出的那样:中共1949年以后的历史,先是利用暴力革命化私为公,改革以来则是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腐败”,学术化一点叫做“寻租”。这种明目张胆、家国一体的掠夺式腐败始于邓小平时期,江、胡时期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对腐败的高度容忍与不同帮派、山头之间的互相“包容”,《人民的名义》一剧用“政治平衡”与“改革的大好形势”来概括这一现状。

  这种政治平衡在一级政府共事的同僚中极为重要,是官场利益集团“闷声共同发大财”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李达康用专车送刚离婚的妻子欧阳菁前往国际机场的途中,欧阳被候亮平派车拦截抓捕之后,高育良与祁同伟等人不但没有幸灾乐祸之感,反而心生忧惧,担心候亮平此举会导致李达康对汉大帮的报复。祁同伟更认为这是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汉东省重新洗牌之举,想让李达康和高育良自相残杀。高育良最器重的前秘书、现任京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的陈清泉被抓之后,更是被高、祁一致视为李达康的报复行动。副国级领导、曾在汉东担任省长、省委书记长达20多年的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连夜从北京赶来要见曾任其父秘书的李达康,认为不能在山水庄园抓人,让他太没面子(实际上是怕他们的腐败链条被打开一个缺口)。祁同伟希望双方休战,促请高育良去劝说李达康,不要打破政治平衡。祁更希望高育良提醒一下学生侯亮平,让他明白职场潜规则。但老谋深算的高育良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做个小结,《人民的名义》一剧的主题确实不是反腐,而是展示中国丑恶的政治生态。与周梅森过去的反腐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对中国的官场文化展示得更深刻,在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的倾力演绎之下,他们在划定的红线圈内,让观众在官员的官话、场面话中,看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至于这种生态是怎样形成、是否能够通过反腐杜绝,已经超出了一部电视剧能够拷问的范围。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腐败既源于政治制度(制度性腐败),也有文化传承(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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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乾的世界

  昨天,有个读者后台留言加我好友,说要指正一下我文章里的不足。

  我这人,向来闻过则喜,就赶紧加上了。一上来,这位读者就直奔主题,说,乾哥,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但为什么全是负能量呢?

  我问,那什么才算是正能量呢?

  他立刻回道,你看周小平就是正能量啊,天天打美国。

  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在这位读者的心中,天天高喊着打美国的才是正能量,可是,他却忘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刚跟美国总统进行过友好会晤,双方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美友谊,以至于新华社都发文“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周小平罔视中央号召,一个劲地对美国喊打喊杀,把国家正在下的一盘大棋搞得乱七八糟,让祖国在舆论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这不是典型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坑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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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周小平这样的人,领着国家的钱,坏着国家的事,光图自己嘴皮子爽,一副中二少年意淫狂的做派,就是正能量?

  那正能量也来的太容易了,灭美国,平日本,踏翻英法德,喊口号谁不会啊,“给我三千城管就能收复台湾,五千城管就能血洗东京,一万城管空降华盛顿,分分钟灭了美帝国主义”,很搞笑是吧,周小平之流不是天天在做这样的梦吗?

  这哪里是什么正能量,这特么是神经病!

  说回刚才的那位读者,他还向我列举了最近我写的几篇文章:关于聂树斌冤案的,关于强拆农民锄死副乡长的,关于山东辱母案的,关于泸州太伏中学坠楼的。他说,他看完之后感觉人生都变得灰暗了。

  我说,你觉得人生灰暗了不是我文章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原因。因为这些事件不是我搞出来的,而是一幕幕真实发生的现实。如果你实在受不了的话,那就看新闻联播补补吧。

  这里我想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很多人,把直视社会阴暗面当做是一种“负能量”,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是聂树斌案,还是强拆案、山东辱母案、太伏中学坠楼案,这些刷爆了朋友圈与网络的新闻,并不是我刻意去搜寻的,而是它就赤裸裸地摆在你的面前,就差顶到你眼睛上了,难道要“视而不见”才算是正能量?难道看到了却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才算是正能量?难道看到二十岁少年蒙冤而死一朝昭雪,你内心却毫无波澜平静如水才是正能量?难道看到儿子刺死辱母者却被判无期徒刑,你丝毫不义愤填膺相反还呵呵一笑才算是正能量?

  要有一颗多么麻木不仁的心,才配拥有如此的正能量啊。

  有很多人,身为底层,却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样,只想听赞美,不想听批评。但他们却忘了一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监督政府,监督官员,揭露社会不公算是负能量的话,那所谓的正能量就是让人闭嘴,让人看到却不能说,让人把自己的言论和思想掐死在萌生之初。

  多黑暗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啊。

  我想起了赫胥黎的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类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虽然他们等级森严,处于一种“种姓”制度,但由于人性被剥夺,每个人都保持在“幸福”的状态,可谓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一旦有所异见的人,即会被他们视作为“负能量”,驱逐出这个社会。

  那些渴求正能量的人,你们真应该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愤怒,没有冲动,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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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说,在中国,搞关系、讲面子就像挤公交车,你可能不喜欢,但你愿意被落下吗?

  2001年,加拿大人 John Lombard 受时任北京市长刘淇之邀,到市政府餐厅参加一个午餐会,座上有中国首都的市长、副市长等“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官员”。当时,John 是刘淇的英语老师,训练他用英语进行申奥演讲。

  午餐中,一位副市长对 John 很感兴趣,问道:“现在北京市长是你的学生,你有很好的关系,你向他要求任何事他都会帮你的,所以你想要什么呢?”

  John 知道,这位副市长期待“帮我开公司”“帮我做生意”之类的答案,因为在对方眼中,广西快三预测号码他大概只是许许多多不懂中国的外宾之一。

  但 John 的回答是:“是的,你说得对,我的确非常需要他的帮助,我现在还没结婚,希望市长能帮我介绍一个24到28岁的女性,他的爸爸是政府官员的那种。”

  满堂大笑,John 知道他回答出了那个最正确的答案——“我了解和他们接触时要说什么,要怎么表现,”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这段往事时,John 如此评价自己。

  在中国大陆23年,出身加国小农村的 John 做过英文老师,做过“出租外宾”、酒店前台,如今他开了家跨文化培训公司,还是企业家论坛的组织者。中国社交中最为微妙的两大命门——“面子”与“关系”,他不说炉火纯青,也是游刃有余。

  而且,他比中国人更明白,一张洋人白面孔可以带来的额外滋味。

  从屁股坐哪儿开始的面子课

  John 不常与人谈论自己与中国政府交往的经历,尽管“教过北京市长用英语进行申奥演讲”这样的事,在社交圈、生意圈中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谈资。但“他是北京市长,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的,但他需要一个外国人的帮助,”John 认为,说出去后,“他会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这对上的“敬”,是 John 学习“面子”的第一课。

  那是1993年,26岁的 John 初到中国,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东青岛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同事们迎接他,请吃饭。进了饭店包厢,John 一屁股坐在了正对门口的位置——中国文化里留给饭局中地位最高者的首座。一行同事要求 John 起身,将座位让给一位校方领导。

  第一天就搞砸了,John 想,虽然那“不过是个圆的桌子!”

  John 还有另一个考虑:中国式关系,越“密”越强,尤其当对方是政府。

  在 John 的认知中,中国人的合作精神不是建立在契约上,而是私交上。西方人做生意,在办公室,广西快三预测号码商量细节,白纸黑字,签了合同就散会,中国人呢?“老板会说先去吃个饭吧,喝酒吧,唱歌吧,两三天了,都是吃吃喝喝,不谈任何生意。”有关系,没有合同也能合作好,没关系,签了合同也形同虚设。在交货期的最后一天被厂家放鸽子、货物生产保密协议被破坏,这些 John 都经历过。

  而在对政府这样的高阶关系中,“如果我说了政府不喜欢的话,我会失去所有与政府有关的机会,我会没法开新公司,没法续我的签证,”John 说,“和政府打交道永远需要小心,如果你要在中国长时间待下去的话,你只要有一次惹中国政府不高兴了,你就不会再有另外的机会了。”

  教过市长也好,去过高官饭局也罢,少说少错。

  要成功,先私下找老大

  这也是错过才学会的事。

  1998年,明白在中国当“外教”没前途的 John 决心“下海”,在青岛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负责国际业务开拓。一开始,他很认真,做市场调研、搜集意见、访问员工,硬件、服务、管理、运营……里里外外研究了三个月。

  研究结果他向董事会汇报了足足6个小时,把酒店的问题和改进方法一五一十全摆了出来。会上,董事们拍手称赞,“专业”,可以立马行动。

  但散会后,一切戛然而止,计划一个都没有付诸实行。更糟糕的是,John被告知不准再插手相关事务。

  John 分析,是自己“犯了错误”。

  “他们都是五六十岁,有二三十年在酒店工作的经历,我那时35岁,没有在酒店工作过,但我对他们说,你们做错了,我做对了。如果他们用我的想法,做对了,别人就都会知道那是我的功劳不是他们的,他们会没有面子,如果不管我(的提议),即便他们不成功,他们还留有面子。”

  “在中国,面子比成功重要,”他领悟。

  “犯了错误”的 John 头衔不改,但被打发去接待外宾,还要给独自商旅的外国男客广西快三预测人找小姐,用蹙脚的普通话和小姐们讨价还价。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却对行情了如指掌。“整晚,一小时,两小时,做什么,不同的价格我都了解。”

  半年后,John 找了新工作,离开了青岛,进入了上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负责业务开拓。

  这次,John 没有直接找董事会汇报,而是私下找董事会主席先交代问题,主席同意的方案就继续,不同意的就放到一边,最后再由主席向董事会汇报,“由‘他们老板’交代问题”。

  这一次,酒店采纳了他的意见,“我成功了。”

  John 认为,在中国23年,这是他在社会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一样的事情,搞没搞关系、重不重面子,结果截然不同。

  避免成为“外人”,但无须避免作为“外国人”

  私下会“做工作”,枱面上得会喝酒。

  John 可以完整地说出一套中国酒场的流程:先是花十分钟争执谁要坐在哪,每个人都在推让那些偏尊贵的位置;然后是点菜,作为外国人,John 总是被首选负责点菜,这是一个展示自己对中国博大饮食文化的理解的机会,点水煮鱼一类的川菜可以比糖醋里脊显得更“中国”。然后开始喝酒。

  第一杯必须是饭局主人致敬全场,两三分钟后,再由宾客挨个站起来感谢主人。之后要看桌上有多少重要人士,多的话要每个单独敬一次。成群喝过之后,大家天南地北地聊一圈,家人,孩子,毕业的大学…“做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理由,找出两个人的共同点,任何事,只要对上了,就可以说‘来来来,喝酒喝酒’。”

  中国酒桌,规矩森严,除了喝酒的次序和对象,还要注意干杯时杯子的高度和祝酒词等。守规矩,就是给面子。

  给面子的重中之重是,一定要喝醉。“中国人认为人在喝醉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如果你跟我喝醉再聊天,我就会相信你,我们的关系才会比较好,”John 如此解释,而关系好,合作难度可能降低很多。

  可无论喝得多么顺遂,John 最常被挑战的依旧是“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答不好,是不懂规矩,外国人就是外人;答好了,大家是一路人,往往能事半功倍。John 的艺术是:避免成为“外人”,但无须避免作为“外国人”。他明白,这张脸,这重身份,可以是撬动中国人的奇妙支点。

  1995年,John 在中国的第三年,当时常住青岛的外国人不超过10个,有位“政府里的”人找到 John 任教的大学,提出邀请一位外国老师参加子女的婚礼,酬劳五百,只要到场吃喝即可。John 自然成了首选。

  到了婚礼现场,John 才发现远不止吃喝那么简单,他的“外国人”价值被用到了极致:被要求在婚礼上致词,向著陌生的新人和满场宾客,大赞这是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被要求和新人一样,在舞台上玩些“一根绳子绑著糖果只能用嘴接”之类的婚礼游戏;他还被安排在了只有与新人关系最亲密的家人朋友才有资格坐的“头桌”,坐在全场最显眼的位置,应付著好奇的宾客不断和“外国友人”干杯的请求。

  John 成了那场婚礼上最忙碌的人,跟在新人后面敬酒,在一轮轮的干杯中喝到婚礼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

  “他为什么选择我?因为他们需要面子,”John 事后总结,“我在发言时,大部分宾客根本不在乎,重要的事是,他们的照相机和视频,会记录下有个外国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他们有一个外国人,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这以后,John 参与了更多“租用”业务,他曾在青岛本地制作的电视剧里,扮演一个关心女下属、但被下属儿子捉弄的洋老板;在家居展销会的门口反复招呼“你好,进来看看!”;在青岛电视台要求下,连著参加了三届外国人唱中文歌大赛,不过执意把领导要求唱的《我的中国心》换成了《同桌的你》……

  之后再接婚礼的活时,John 把“租金”提到了1500元人民币一场,相当于他1995年时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很自信,“他(雇主)告诉别人是花了一千五请到我,说出去多有面子啊。”

  2014年,John 成了一名中国女婿,更加不是“外人”了,但他一直没拿中国绿卡,要是拿了,他就得放弃加拿大国籍,还得换上不那么方便的中国护照。

  追逐关系和面子就像挤上公交车

  今时今日,John要把自己的洋脸孔,用在更高级、高回报的关系上。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外商来华经商需求日渐上涨。John 离开了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在北京开了一家名为 New Leaders 的跨文化培训公司,帮助一头雾水的西方生意人与中国人合作。

  10年之后,John 从北京向南,到了广东,成为一家原料公司和文化培训机构的老板,还筹备起了一个论坛,目标是让企业家们“互相介绍朋友”。John 打算,从外国人开始,先把论坛的名声打出去,届时不愁没有对“关系”趋之若鹜的中国企业家,“因为中国人不会乐意主动分享信息,所有的事都是秘密。”

  John 设想,这个论坛能给他带来重要的关系网,最好能在一两年后遍布全国。他说,如果可以选择,他还是喜欢西方的交往方式,简单、直接,“面子”和“关系”太难,学了这么多年,他只能做到避免犯大错。

  可是在中国,追逐关系和面子就像挤上公交车,“大家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就上不了车。”他可不想被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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